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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画北京天安门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2020-10-17  浏览次数:254313
核心提示:文章来源:文旅中国客户端 作者: 施晓琴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开国大典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中国历史由此掀开新的篇章。从此,天安门成为新中国革命胜利、无产阶级新政权的符号象征,并被现当

文章来源:文旅中国客户端  作者: 施晓琴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开国大典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中国历史由此掀开新的篇章。从此,天安门成为新中国革命胜利、无产阶级新政权的符号象征,并被现当代中国艺术家作为新中国的象征符号一再描绘。这些画作虽然产生于不同时期,但都形象地揭示了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新纪元和奋斗之路,增强了全国各族人民的自豪感和自信心。通过这些带着深刻时代烙印的经典之作,以及它们背后的创作故事,我们可以在重温历史、启迪未来间,领略不同的艺术之美。


是大国   是中国:董希文与《开国大典》


董希文于1953年创作的《开国大典》无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艺术见证。这幅作品经典再现了毛泽东主席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庄重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定格了新中国成立的辉煌历史时刻。


1953年9月27日,《人民日报》在头版重要位置发表了董希文的《开国大典》。人民美术出版社立即把它印成年画和各种美术图片大量发行,印数达100多万张,并收入当时的中小学课本。迄今,其作为最为中国人所熟知的油画作品,也深入人心,凝聚着一代又一代新中国建设者的爱国情感。


“1949年新中国成立当天,父亲站在成千上万的人群中目睹了天安门前开国大典的盛况,他兴奋地用笔勾下了这一景象。两年后,他接受了革命博物馆的邀请,将他心中那个热烈的印象画成了《开国大典》。”董希文的女儿、画家董一沙回忆,据她的母亲张琳英介绍,接到任务后董希文并未急于动笔,而是做了一番充足的准备工作后,才有了一张画在明信片大小的纸上的草图,草图的主要内容和构图安排与现在看到的作品几乎无异。“这幅草图试图把天安门广场的群众场面和城楼上的国家领导人联系在一起,我认为不这样不足以表现新中国成立这一历史事件的宏伟气概……”董希文在给他的好友、著名油画家艾中信的信中这样说。


徐悲鸿、艾中信、江丰、吴作人、罗工柳等名家对这幅作品的构图很是赞赏。艾中信曾做过如下分析:“从构图到设色,从人物到场面,它的气派很足以反映泱泱大国的风度。董希文把主要人物处理在不到一半幅面的左侧,不仅是手法的大胆,重要的是他懂得构图的大局……”


投入正式创作后,董希文画得很快,不到3个月时间,长4米、宽2.3米的巨型油画《开国大典》便创作完成了。在这幅作品中,有两个创造性的突破:其一,画面左边是众多国家领导人,右面则为布满鲜花的广场,这样左实右虚的布局按一般构图规律来看实际是有失平衡的,但这样的安排却加大了领导人与广场群众一近一远、一少一多的对比效果。其二,董希文大胆地将原本应该在毛泽东右前侧的一个大红柱子去掉了,广场顿显阔大,为整个画面增添了不小的气势。建筑大师梁思成看后,称赞说:“画面右方有一个柱子没有画上去,这在建筑学上是一个大错误,但是在绘画艺术上却是一个大成功。”而在色彩运用上,《开国大典》大胆运用碧蓝、大红、金黄组成基调,用蓝、棕、绿调和,天空画得干净利落,偌大一片面积都是一次涂好的。事实上,历史上开国大典当日是个阴天,上午还下过雨,但董希文采用了“风和日丽”“富丽堂皇”的效果来处理,从而传达“庄严而热烈的场面”。


这幅画作之所以成为经典,不只因其具有独特的历史意义和政治意义,在创作语言和技法上也体现出极高的艺术性与开创性。画面中,董希文除了很好地处理了艺术的真实与历史的真实的问题之外,他还努力使西方的油画技法与中华民族的审美观相适应,如明快响亮的色彩、某种装饰意味等都体现了中国传统艺术的精神和审美理想。而在描绘红地毯时,董希文还独具匠心地在颜料中加入砂粒,从而收到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毛泽东在中南海看到《开国大典》时,点头赞道:“是大国,是中国。”他还说:“我们的画拿到国际上去,别人是比不了的,因为我们有独特的民族形式。”



我们走在大路上:孙滋溪三画《天安门前》


“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这首脍炙人口的歌曲伴随着几代国人成长,深深刻入民族的记忆里。天安门不仅是杰出的建筑艺术,而且是祖国的象征与名片。她承载着14亿炎黄子孙的梦想和期望,对每一个中国人都有特殊的意义。而去天安门前拍照留影,在五湖四海的中国人心中有着重要的地位。


“来自祖国各地的人们,手提行囊,面带风尘,排着长长的队伍在等候拍照。当摄影师就要按动快门时,他们的表情是那样的兴奋和紧张,充满着幸福感。”这个时常去天安门散步时见到的场景,不仅勾起当时还是青年的孙滋溪共同的情感体验,也成为孙滋溪创作《天安门前》系列作品的最初动力。


1964年,《天安门前——50年代》完成,并参加了第四届全国美展。画面人物分组设计成3个层次:近景是北京郊区公社的老、中、青、少四代人,有农村干部、插队知青、复员军人等;左右两边中景、远景人物,则有边防战士、少数民族的代表团、戴红领巾的小学生,还有幼儿园阿姨带着小朋友在金水桥上散步玩耍。其中,画面中间的一位村支书,是以北京市劳模李墨林为原型创作的。为此,孙滋溪曾到北京郊区的“四季青”人民公社同李墨林一起生活了半个月,还根据公社中几个青年农民形象创造了画中的一些人物。


后两幅作品在本世纪初由孙滋溪和女儿孙路共同创作。由此,这3幅描绘不同时期、不同的人们在天安门前合影情景的作品构成了一个系列,留下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强烈的时代变迁记忆。而除了画面中心的主要人物外,画面两侧的人物刻画也充满时代特色和生活气息。


创作于2003年的《天安门前——70年代》呈现了上世纪70年代一个雪后的冬日,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带着包裹和行李,在离别北京出征北大荒前,一起到天安门前合影留念的画面。其中,画面右侧穿着黑棉衣、抱着老伴遗像的老大爷的刻画使画面更显温情。孙路表示,这个场景安排是真人真事,来源于孙滋溪在报纸上看到的一则报道:大爷的老伴生前一直有个愿望,想两人能到天安门前合个影,但因为当时经济和交通条件的限制,未能如愿。而为了完成她的夙愿,老大爷带着小外孙走了几百公里来到北京,到了天安门前,捧着她的遗像拍了照。故事打动了孙滋溪,他把这一幕画进了作品中。


《天安门前——90年代》创作于2005年,主体是一组生动、朴实的农民工人物,他们是城市建设的生力军。在画面左右两侧描绘了远道而来的希望小学的孩子们和国外的旅游团。这几组群体人物有着那个时代特有的典型特征,呈现出改革开放后,国家正迈开步伐大力发展经济建设、文化教育、国际交流的时代面貌。


这组真切、朴实的《天安门前》美术创作,不仅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深刻写照和时代重要的视觉图像之一,也表现出美术家在一个时代的追求,诠释了生活与艺术的水乳关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靳尚谊说:“孙滋溪同志的一系列作品都将他对新中国发展的感受体现在他的创作里面。”孙滋溪在表现代表新中国形象的天安门高大的同时,更凸显了画面中群众翻身做主人的喜悦和向上的精神风貌。在艺术技法上,孙滋溪吸收了大众喜闻乐见的新年画的艺术表现方法和审美特点,采用对称格局,形成了画面庄重、稳定的形式美感,作品中饱含温情与时代情怀,最终成为几代中国人心底的记忆瞬间。



他们是新中国的脊梁:唐勇力新画《新中国诞生》



如果说董希文在上世纪创作的《开国大典》是描绘一个历史性的时刻,那么,唐勇力于2015年完成的《新中国诞生》则表现了一段历史的风云际会,即中国人民经过100多年的英勇斗争,终于推翻了“三座大山”,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历史进入独立自主、奋发图强、建设家园的新纪元。唐勇力怀着这种对于祖国和党的崇敬与自豪之情,用画笔描绘新中国的诞生。


作品中最有突破性的是将63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部请上天安门城楼,共同“见证”开国大典这一盛事。对此,唐勇力说:“因为他们就是新中国的脊梁,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精神的凝聚。”


对于画面中一字排开的63个人物,作者每个都仔细刻画,强调还原真实的神态和细节,经得起细看与近观。唐勇力回忆道:“经过艰难的历史考证和细致的研究后,每个人物我都单独画了数张不同表情、不同神态的整体素描与头像素描,然后对它们进行比对,最后选出符合终稿整体效果的一张来使用。”最终,作品非常到位地传达出为新中国成立做出贡献的一代领袖的风范,画家执着的艺术追求和严谨的学术态度也可见一斑。


带着靳尚谊说的董希文版《开国大典》“已经把画画绝”的巨大压力,唐勇力从2013年初正式创作《新中国诞生》,到2015年底完成,整整花费了3年时间。“如果一天按照8个小时来计算的话,天天画也要用一年半的时间,可想我付出精力之巨大,很多时候都有体力透支感。”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批评家郎绍君回忆,在这幅画的创作过程中,他曾先后5次深入唐勇力画室参观。“为了创作这幅巨作,唐勇力在(北京)东郊租了一个大画室,自己种白菜,自己做饭吃,三年如一日。他跟我说,自己经常画着画着就会麻木掉,索性就出去跑几圈,回来接着画。这种为艺术献身的精神,我很感动,为我们树立了榜样。”郎绍君说。


从2015年11月26日至今,这幅《新中国诞生》便气宇轩昂地挂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正厅中央的墙上,受到来自全国各地参观者的注目。值得一提的是,在作品刚展出的那些天里,唐勇力每天还会在闭馆后再爬上架子,对作品进行精修细补,力求达到自己想要的至臻完美。


唐勇力的这件作品带有更多的视觉审美特征,是庄严而绚丽、厚重而辉煌的历史画卷,是从当下视角对历史回顾的历史画卷的想象与创造。中国美协主席、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表示,整幅作品在思想内涵、艺术表现力和艺术制作的精美度上高度统一,从而使得每一位进入国博中央大厅的观众都能获得一种精神上的感染。唐勇力说:“这幅画的创作过程也是我释放能量又汲取精华的过程,让我对国家的尊严、民族的精神和崇高的使命有了更深的理解。”毫无疑问,它也是新时代体现中国气派、民族精神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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