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锻造民族血性! 致敬文旅系统抗美援朝老兵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2020-10-26  浏览次数:232018
核心提示:文章来源:文旅中国客户端作者:于帆、刘淼伟大抗美援朝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必须永续传承、世代发扬。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上说1
文章来源:文旅中国客户端   作者: 于帆、刘淼

               

伟大抗美援朝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必须永续传承、世代发扬。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上说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赴朝鲜作战。


致敬文旅系统抗美援朝老兵(下)

孙兰:朝鲜战场上,我与美军战俘面对面

讲述人:孙兰(原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局离休干部、原中国人民志愿军20兵团67军政治部本部唯一女兵


朝鲜前线,孙兰在战俘的防空洞外。

解放战争后,物质条件得到改善,我们女兵有了不同于男兵的专属女军装,大家很开心。没过多久朝鲜内战爆发,我所在的20兵团67军政治部成立“敌工科”,准备前往朝鲜战场开展对敌工作。由于我8岁就在一个天主教学校学习英语,考虑到我在语言上的优势,与美军战俘面对面交流无碍,组织把我分配到军政治部“敌工科”,负责协助对美军战俘开展审讯以及思想审查工作。

1951年春末夏初,我们前往朝鲜战场,夜晚步行通过鸭绿江大桥。当时,我们一行人要去朝鲜,还有一行人要从朝鲜战场撤回,两队人在桥上相遇。由于我们经历了一段和平时期,离战争似乎远了一些,再次来到前线,尤其是面对夜晚轰鸣的敌军飞机,我们更敏感了。飞机一近,我们这队战士很快就俯下身子,而从朝鲜战场上撤下来的那队战友则安然自若地冲我们笑着说:“现在蹲下还早呢,往前走,有的是你们蹲下的时候!”

他们没有说错,敌军的轰炸随时就来。朝鲜很多地方被炸成一片废墟,城市已然只存在于地图上。朝鲜当地的老百姓,男人去当兵,剩下的妇女、儿童和老人钻进山洞躲避轰炸,因此,想要得到当地老百姓的支援太难了,我们作战所需的吃、穿、用只能全部背在身上。

当时士兵每个人身上要负重至少50斤的装备。这些装备包括15斤的米袋子、3斤饼干、1斤牛肉干、1斤大蒜、4斤的水壶、8斤的背包,以及一块雨布,因为6个人的雨布拼起来可以搭成帐篷,还有其他七零八碎的各种装备。朝鲜多山,我们就背着这些相当于体重一半的装备行进。虽然我是个女兵,但是在军队里没有特殊待遇,我要和其他战友一样背上这些物资,同时我还要和其他5位男兵一起睡在帐篷里。

战场上,没有那么多讲究。记忆中,负重行军不是上山就是下山,那时候朝鲜常下雨,我的脚时常泡在水里,下山的时候脚尖又顶在鞋前头,时间长了,大脚趾的指甲外翻,加上反复灌进脏水,脚趾甲就发炎、溃烂,走路实在太疼了。可是行军不能想停就停下来,面对疼痛我只能忍住。

最要命的是,带在身上的粮食都吃完了,怎么办?由于我们没有制空权,粮食补给的运输很困难。我们只能有什么吃什么。有时候会吃上一天的黄豆或者花生米,没有蔬菜我们就用松枝泡水。魏巍曾在《谁是最可爱的人》一文里写“一把炒面一把雪”,当时国内好多年轻人怀疑,真能这么吃吗?是的,我吃过。面粉为了不生吃,就炒熟了,但是炒面会很轻飘,需要配点水咽下去。我第一次吃的时候不知道,一口炒面吃进去,嚷嚷着叫战友,就发现炒面全“飘”着从嘴里喷出来了……

战争是残酷无情的,但是战友之间的情谊让人难忘。在前线战壕里,战士们分组完成任务。一队士兵的战斗力减弱了,后面一队士兵就需要替换上。新的部队上岗前会发现,战壕里的掩体全铺上了新的干草,上面留着纸条,上写:“亲爱的战友,我们完成任务要撤回了,现在给你们铺点干草,朝鲜非常凉,这里永远是潮湿的,你们要注意身体。”至今我想起来,都觉得很感动、很温暖。


云山城战役

这段时间,我也从参与的具体工作中开始了解美军的真实情况。与其说我们在审讯美国战俘,不如说在与他们谈心。在交谈中,我们发现他们对战争有很多的误解,甚至无知。透过他们的思想状况,我们发现不少美国士兵对这场战争的目的并不明确。

这些美国士兵大多数年龄在十八九岁,他们多数人参军为的是每个月100美元的收入。因此,相对于中国军人,他们首先缺乏过硬的政治素质,其次,他们缺乏目标,很容易投降。后来我与他们交谈,了解了他们的心理状态、士兵之间的关系,于是很多问题就暴露出来了。

有一个美军战俘还把他们唱的歌唱出来,歌词大意是:“他们说军队里的咖啡好得很,拿来擦伤口确实好得很,军队里的咖啡像碘酒,我不要过军队生活,妈妈我要回家;他们说军队里的饼干好得很,一块饼干从桌上滚下来砸死了我的朋友,军队里的饼干像砖头,我再也不想在军队生活,妈妈我要回家。”这首歌非常典型地反映出美军的士气。我将所了解到的信息写在军情通报里,为我军开展战斗提供帮助。

最初来不及告诉家人一声,我就一路奔赴朝鲜战场,一转眼3年就过去了。那时候,我作为军政治部本部中唯一一个女兵,确实有一种孤独感,要面对生活上更多的困难。但是,那时候的战友情最真也最浓,部队里很多比我年纪大的同志都很关心我、照顾我。想到有一些同事在战争中被无情的炮弹夺去生命的时候,我就很难过。

战争是残酷的,战场上有冰冷的河水、凛冽的寒风、随时出现的轰炸以及随之逝去的生命……但我们从未退缩过,也从未被困难打倒,我们的战士一直以十分乐观的精神、坚定的信念战斗着!这是我在朝鲜3年中最难忘的记忆。

王南:我们演的是英雄,就是凭一个气势

讲述人:王南(中国国家话剧院演员、原中国人民志愿军19兵团65军文工团演员)


王南(摄于入朝鲜前)

1949年2月,北平和平解放后不久,我进入华北大学学习。同年6月,19兵团要解放西北需要干部,就向我们学校要。我说:“哪里艰苦就到哪里去。”我和一些同志便参加了65军,选择去西北。就这样,20岁的我成了一名战士。

1950年,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到1951年4月,先前进入朝鲜的部队已经接连打了4次战役。我们所在的19兵团准备参与第5次战役。当时大家都做好了上前线牺牲的准备。

我们最后的集结地是辽宁本溪。在那里,我们又进行了一次动员和轻装。夜里,文工团突然集合,宣布每个文工团要留三四个人去北京学习。先宣布的两人都是老同志——一个是我们的戏剧队长,这位女队长是冀中的老文工团员,可以说是久经考验,还是烈士子女;一个是个男演员,很聪明,接受新事物也很快。最后一个宣布的竟然是我,我完全没有想到。

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我之前只是依靠组织,跟着参加革命,却不知道革命真正的含义。这件事让我认识到革命是一架大机器,需要我做什么,我就要去做什么。我要永远做一颗不生锈的螺丝钉,革命需要我拧到哪儿,我就要拧到哪儿。

1952年的隆冬,也就是在第5次战役进入尾声时,我进入朝鲜。当时的战况已经有所好转,我们文工团的一名同志专门把我接了过去。汽车一过鸭绿江,氛围和国内完全不同。国内总体上是全员建设,局部有战斗也影响不了大建设的局面。可是一过江,气氛完全两样——真是满目疮痍、一片瓦砾,即使平壤也不例外,公路上有很多炸弹炸的大坑,有时候还能看见敌人刚炸毁的茅草屋冒着的浓烟。

长津湖战场一角

再往南走我们白天就不敢开车了,都是在晚上走,灯也不敢大开,因为越靠近“三八线”,美军的轰炸就越频繁。没看到信号弹的时候我们就开小灯前进。信号弹是我们和朝鲜人民军的御敌措施,一见信号弹我们就知道有敌人来了,要马上停车,走到哪儿就要停到哪儿,得赶快隐蔽起来。

有一天快到夜里了,信号弹打响了,我们赶快停车。敌机已经过来了,天上的照明灯亮起来,照得天空如同白昼。一架飞机俯冲下来,“唰”一下子,机关枪的子弹就扫射过去。这让我一下子知道了什么叫战争和战争的残酷。

到了部队,我首先进行了汇报,之后就为部队演出。那时候战事还很紧张,有的战士挖坑道,一天也看不见人,我们就到坑道里给他们演出。我们常站在一个山头上唱歌,对面的山头上是我们的部队,晚上不敢点灯,战士们也看不到人,只能听声音,即使这样,我们还经常唱半个钟头,甚至一个钟头。

到了开城,我们又一次给部队演出。那次我印象非常深,我们在山坡上给一个团的战士表演,周围是一群朝鲜老乡。那次演出我觉得效果很好,演出后很多朝鲜小姑娘围着我聊天,和我亲热得不得了。朝鲜老乡和我们的关系非常好。过年了,老乡就会跳舞,还把打糕送给我们吃。一看我们要吃饭,就拿出朝鲜泡菜,真是掏心窝子地对我们好。

豫剧名家常香玉曾经到我们剧团慰问,部队派我跟着她学习。我跟着她的学生、团员在一块儿吃住。只要有演出,他们总是照顾我,让我和常香玉坐一辆车。在这个过程中我学到了怎样塑造人物、如何上下场,一个演员应该在舞台上站有站相、坐有坐相,要有气派,这些都是我从常香玉身上学到的。

后来,志愿军政治部意识到在当时大戏没办法演,就在辽宁开平办了个曲艺训练班,每个团都抽三四个人去学习。这次团里又派我去学习,跟着老艺人学习京韵大鼓、梅花大鼓、单弦、快书。在训练班学了三四个月,我又来到朝鲜。我京韵大鼓学得不太好,因为我嗓子的调门比较高,不够厚实。然而我学习回来,团里就让我们编排京韵大鼓的节目《梅怀清》。梅怀清是我们军的一个烈士,是个黄继光式的英雄。当时我只学了一些老段子,而且打鼓还没学会,都是瞎打、乱打,但是那时给了任务就得完成,没有二话,不能说自己不行。当时也是胆大,我就用学的那一点往里套,现在看来就是瞎胡闹,演出效果却很好。我们团长说:“像不像,三分样,就得拿出气势来。我们演的是英雄,就是凭一个气势。”我演的时候把从前学的戏曲里的起霸等基本功都用上了,很受战士欢迎。

1953年,《朝鲜停战协定》签订,战争结束了,我们文工团参与了交换战俘的工作。看到我们志愿军的战俘,我的心情无比沉痛。他们大多受了伤,有的被汽油弹烧伤,有的没了胳膊或腿,还有些眼睛看不见了。不过幸好,他们坚持到了胜利,而那些牺牲的同志却再也听不到胜利的欢歌了。

那天晚上,我们给几百名交换回来的志愿军战俘演出。我正在唱着歌,突然“砰”一声,汽灯爆炸了,大家都是一惊。我还很冷静,接着唱,局面就稳定下来了。我自己都不知道当时怎么那么镇定,心里只是想着我要好好给他们唱,他们是我们的亲人啊,所有精力都放在演唱上。

抗美援朝胜利之后,我就回到张家口的部队,到处给战士演出。1956年,我们文工团解散了,经一个文工团同志的介绍,我到了话剧院,结束了军旅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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