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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大扶贫中的脱贫攻坚故事系列报道之三百五十一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2021-02-23  浏览次数:189984
核心提示:安大垮流年纳雍县化作乡安大垮村帮扶干部 周春荣  到村办,听驻村干部说,某某农户死了,贫困户减少了一户。  村干部说的是“一人户”——也就是说,一户其实就是一人,一人就是一户,人死了,贫困户台账上自然就


安大垮流年

纳雍县化作乡安大垮村帮扶干部 周春荣


  到村办,听驻村干部说,某某农户死了,贫困户减少了一户。

  村干部说的是“一人户”——也就是说,一户其实就是一人,一人就是一户,人死了,贫困户台账上自然就减了一户。

  脱贫攻坚是重担,台账上少了一户,按说担子自然就轻了一丁点。但我没这么想。

  我想的是,这个“一人户”怎么就去了呢?脱贫攻坚所催生出来的水电路等等优越条件他可还没好好享受,他应该等到全国彻底宣告脱贫才走啊,至少。但是,他确实去了,带走了他自己,以及依附在他自己身上的“贫困”两个字。

  这个“一人户”不是我包保的对象,我没有见过,但是,他的死却顽固地让我想起“享受”“尊重”等等词语。尽管他曾经享受了新时代裹挟而来的优越,他的生命也曾经受到了包保干部和惠民政策的足够尊重,只是,生死无常,人去户销,规律罢了。

  之前,我知道安大垮村已经死了好几个人,死在好日子的曙光来临之前,尽管他们的名字已经因为死亡而从户籍中删去,但他们来不及享受的好日子还有他们的后裔继承着,自然不比这个刚刚死去的“一人户”。

  我第一次介入安大垮村,是2015年。

  2015年5月5号,我和民革纳雍县工委主委郭正权在安大垮村开了一个院坝会,召集村民代表,商议种果树。也是那年的冬天,果树苗来了,我们又请来果树专家教打坑、教种苗,963多亩果树后来全种下去了。我以为,尽了民革的一份力,也就算尽了人事,却没想到,安大垮后来竟然会成为我的帮扶联系村,其中6户贫困户竟然与我结成了帮扶对子。

  ……

  结对帮扶安大垮村,一个冬夏之后,又是一个冬夏,眼见营上坝子的梨花开了,结果了,转眼又是另一遍的开花、结果。逝水流年,时间过得真是快啊。

  我记得清楚的是,单位联系安大垮村的脱贫攻坚工作后,我与副主任谢彦春第一次去走访他包保的贫困户蔡运喜时的所见。

  那是夏天。头几天才下过雨,湿度不小,空气中还蒸腾着不太明确但却存在的水汽。村干部把我们带到一个圈坑旁,我看到了圈坑里的稀泥以及搭在圈坑上空的遮雨薄膜。圈坑四围的墙体是石头砌筑的,一面的石缝里横插一根木棍,木棍上挑着一包裹,摸上去有些润,就像刚从甩干机里取出来的样子。村干说,包裹里是衣服之类的东西,杂七杂八的,不值钱,送人也没人要。再问蔡运喜的人,村干说,他行踪不定,要遇到他,得碰运气。

  这个景况,让我震惊,后来的改变,更让我震惊,因为他已经搬出圈坑,住进了政府出钱修建的平房。

  前不久,谢彦春让我帮他捎个材料去蔡运喜那里装连心袋。蔡运喜是一个人住,我没把握能够遇上他。到了他家,我试着敲门,他居然在家。他的屋子虽然离原住的圈坑不过百米,但两地之间仿佛隔了好几个朝代——圈坑时代,我想把它对应清末,就算次一点说,也应该对应解放前;平房时代,对应的自然就是当下。这样想来,应该说,他只用短短几年时间,就走完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走完的路程,我为他高兴,他更应该为自身高兴。

  我对蔡运喜说,我是替老谢来的,他说他知道,随口就说了老谢的好——床上的新棉絮是老谢给的,床下的鞋、厨房的碗,也是老谢买的。其实,他无法也不可能延伸去想象老谢具体干啥子工作,但在他的屋子里,在他所能抵达的生活圈子里,老谢和他的一切交往、对他的种种叮嘱,他都有数。

  蔡运海是蔡运喜的同辈本家,是我包保的对象。

  蔡运海家住在蔡家寨的最高处,一条水泥路直通他家门前。这路以前可是泥巴路,去一次,鞋底就脏一次,回家得用刷子慢慢刷,才去得净那些顽固的泥。我把这件难事说给村里,村里重视,争取了资金,给他把泥路处理了。

  有一次回访蔡运海,他正在水泥路口烤酒,一边往灶里添柴,一边用瓢舀水去淋冷却筒。那是个铝质的酒甑,每次能上料五十斤。酒甑外接冷却筒,一根进水管不断充水(冲水),酒蒸汽遇冷成酒,源源不断流进酒坛。因为酒蒸汽的热与冷却筒的冷不平衡,他才舀水补充冷却。

  我转到他家里,看到床头有唐诗,问他:“你爱看书?”

  蔡运海似乎觉得农民看书是件不务正业的事,于是有些不自信地说:“白天不得闲,就晚上歇下来的时候看看,慢慢看,慢慢想,也稍微懂一些……”

  我承诺:“那我送你一本,我写的。”过不多久又去他家,我给他送去了我的散文集《秦关冷月》。以后再去,他悄悄告诉我,送他的书,他都看一半多了。我觉得,像他一样还剩下一点读书信仰的农民已经不多,他是另类,我喜欢。

  两孩子在外读书,妻子和另一个孩子在外打工,蔡运海是这个家里的留守,忙了地里忙家里。我每一次去,尽管他的院子干净,他也自责:“我一个人在家,忙不过来,脏兮兮的,不好意思了。”说完,他就带我去看他种在院子前面的菖蒲,“我经常用水冲院子,种了这个,它吸水,多余的水,它都吸干了。”感觉得出,这是个有想法的农民,爱琢磨,脱贫肯定不是问题。为了鼓励他,11月5号那天,我又给他弄了一个床上四件套过去。

  陶兴华是后来追加给我包保的贫困户,人是个“多面手”,会泥水工,会木工,会石工,每次去他家,他都在忙碌,或砌墙,或糊墙,或砍炕梁,围在身上的围裙似乎从来没有解开过。他种洋芋,种辣椒,接他人的泥水工活,也干自家的泥水工活,总之,他不让自己闲着。他把我给他买的回风炉搬回家,一直舍不得使用,平时都用原先那个老炉子。

  每次到陶兴华家,他再忙也要出来招呼,双手在围裙上擦一把,就搬凳子让坐。我经常带着同事去他家买他的鸡蛋,他不多收,内心老是怕这些城里干部吃亏。有一次,他还把我拉到旁边,悄悄给我说:“我给你装一袋洋芋拉去吃,反正车空着也是空着——你不要担心,我今年的洋芋收了一万多斤……”我摆手,摇头,最后逃也似地离开了他家。陶兴华这人有意思,直爽,客气,憨厚,如果我在农村生活,就愿找他这种人做邻居。

  江斌不是我包保的,但我去看过他。我们几个民革党员建了个爱心群,你三百我两百地凑份子钱注入,然后买米买油去送那些因病因残而可能掉队的农户,江斌就是其一。

  江斌夫妇都是残疾人,重活干不了,加上两个孩子都有智力障碍,一家人过得焦虑、忧愁。政府花钱给他建了厨房,挺亮堂的,他高兴,但我却有些担心——四口之家,每人几乎都有身体上的问题,不要说看病,单单就是吃饭问题也够呛。我们给他送米时和他交谈,发现这小伙健谈,阳光。我很难想象,他到底压抑了多少辛苦与艰难,才释放出了那种藐视一切的自若?

  2019年7月,一贯与我们联系的贵阳浙江瑞安商会要在纳雍扩大贫困生资助范围,我马上想到了安大垮,想分一杯羹与它。我让驻村第一书记詹鸿渐摸底,结果8名高中生全部得到了资助。我也知道,安大垮之外的村也依然不乏需要,但因为这是杯水车薪的事,我也无法。

  2019年7月,《扬子晚报》的孔小芳与我联系,想来看望一批山里贫困学生,每个贫困生发一个红包,结对一名南京过来的中小学生。我第一时间把这个事放在安大垮落实,因为这种事无法普惠,所以我作了别无选择的选择。

  到了8月8号那天,南京的爱心人士来了,南京学生也过来了。之前,南京方面已经按我们提供的名单备好了红包。临到往安大垮赶的途中,詹鸿渐电话告诉我,说村里一个贫困生想要参与这次活动。如果追加一个人,那么就还差一份红包,我想也没想就说,这个(红包)算我的份。那时,我考量的是,我不能因为一个红包而挫折了一个懵懂少年的内心。

  能做的我都在尽力。只是,毕竟再怎么,脱贫的主体依然是群众自己。

  我小时候放牛,牛不期然吃了包谷苗,我就以为那包谷苗再也还不了魂。殊不知,过得一阵子再看那包谷苗,它竟然长出来了。经验告诉我,对包谷苗,只要不是连根拔起,重生就还有希望。

  因此,我想对村里的贫困户说,做棵好苗子吧,哪怕一时遭遇了啥子的,只要不是连根拔起,肯定也有出头日子。这样想着的时候,我突然又想起村干部说某某(一人户)死了的事情——人都死了,就如同一株包谷苗连根拔起,重生,自然不可能的了。

  逝水流年。

  帮扶安大垮已是经年,认识的人,见过的事,都不少,想一一说来,断然不行,也说不完。那么,也就就此打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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