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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的“书斋”在广阔的田野上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2021-04-04  浏览次数:178890
核心提示:文章来源:中国文化报、文旅中国 作者:宋佳烜近年来,学术界、教育界频频爆出抄袭、剽窃、伪造以及侵占他人学术成果等诸多学术不端行为,在社会上产生了非常恶劣的影响,这与“实践”的缺位不无关系。在我国,非物质
文章来源:中国文化报、文旅中国  作者: 宋佳烜

近年来,学术界、教育界频频爆出抄袭、剽窃、伪造以及侵占他人学术成果等诸多学术不端行为,在社会上产生了非常恶劣的影响,这与“实践”的缺位不无关系。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的相关研究起步较晚,在目前的学术环境下,抵制学术腐败、建立求真务实的学术之风对于这一学科的建立和发展极为必要和重要。

加强田野调查工作,是倡导求真务实的必由之路。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苑利从学生时代起,就把大部分时间花在田野上。近年来,他每年把近乎一半的时间用于田野调查,即使在疫情最严重的2020年,他也没有中断,先后走访了海南、云南、湖北、甘肃、广东等十几个省。让我们以苑利亲历的多项非遗项目田野调查工作为例,探寻非遗“田野调查”的力量和魅力。


简单来说,中华文明由两部分组成。其中的一部分我们称之为“精英文化”,精英文化即记录在《四库全书》里的经史子集,它细致地记录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思想;与之平行的另一种文化,我们称之为“草根文化”。由于这部分文化是由艺人、匠人、戏人、说书人、民间歌手甚至巫师演绎传承,所以被称之为“民间文化”。民间文化饱含着大众的智慧、审美和精神,所以,它更能反映一个民族的根性和底色。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典型的草根文化。要想了解中华文明,对草根文化的研究必不可少,要想研究它,就必须往下走,这也是我把自己的书斋置于田野之上的原因。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苑利



搞非遗就必须往下走

20世纪90年代,为完成自己的博士论文《华北地区龙王信仰研究》,苑利背着二三十斤重的行囊,顶着似火的骄阳,行走在乡间的土路上,一走就是三四十年。“非遗就在田野上,不下去就看不到,研究就无从谈起。”苑利说,“做田野调查不能蜻蜓点水,照几张照片、做几个采访,这样没有任何意义。田野调查必须一竿子插到底。”为了做好客家文化生态保护区总体规划,苑利和其团队5次深扎广东梅州,不但为当地做出详细的保护规划,还为中国文化生态保护区规划探索出一套写作模式。

▲ 苑利老师在云南红河县哈尼村寨调研  邱明瑜 摄

为写《云上梯田》,他与学生深入云南红河大山深处,住在哈尼族老乡堆放南瓜、土豆的小仓房里,老乡下田他们也下田,老乡割稻他们也割稻,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发现了当地人的一个又一个智慧。苑利说,真正的田野调查是十分辛苦的,他住过最便宜的旅馆是两块半一晚;真正的田野调查也是十分危险的,他去黑衣壮地区采风回来的路上,有两辆与他们前后出发的面包车滚落山崖。在南疆,他与团队在海拔4000米的地方一住就是好几天,空气稀薄到屏住呼吸拍完照后,几乎就地晕倒。

▲ 云南省南涧县彝族舞蹈  苑利 摄

苑利说:“搞遗产的人遇到遗产的第一件事就是辩伪。”常年的田野调查,让苑利练就一双“鹰眼”,一个非遗项目,无论是仪式还是庙会,无论是民间传说还是传统舞蹈,只要他看上一眼,就知道这个项目的“真伪”。


于田野之上,发掘非遗的价值和规律

数十年的田野调查经验,让苑利汲取了太多的养分。于田野之上,他有意无意间发掘出好多全新的非遗项目,通过田野调查,他探寻到一个又一个非遗传承规律。从苑利经手的案例中,我们不难看到田野调查的魅力。


“田野是个宝。”

案例


多年前,苑利应地方之邀,前往湖南永兴板梁古村做田野调查。一到村口,只见一位老者正领着一对童男童女,身着汉服,手持纸伞,等在桥头。在老者的引导下,苑利一行来到一座祠堂。此时鼓乐响起,宾客被一一迎了进去。宾主落座,宴席开始,苑利注意到每上一道菜之前都会有鼓乐响起,菜品也先由坐在主位的苑利品尝过后才会移到下一位宾客面前。开始苑利以为这只是当地组织的“旅游项目”,询问后得知,这道盛宴在当地俗称“周礼古宴”。回到北京后苑利立刻查阅资料,才发现这个待客传统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

“周礼古宴”并不是孤例。在海南,苑利一行在古老的黎族村落做田野调查时,无意中发现一位黎族妇女正在自己的门前低头做着女红,走近一看,才发现这居然是在中国大陆已经消失了2000年之久的“絣染”。同行的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民俗学家徐艺乙告诉大家,汉代之前,中原汉族地区是有絣染的,但随着印染技术的发明,絣染在不知不觉间消失了。此次他们在海南岛黎族村落里发现的正是这一古老技艺的遗存。

在田野调查中,苑利还在山东发现了别具一格的“割绣”,在北京发现了十三道清代宫廷菜的制作技艺……

“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是发现非遗新项目的重要手段甚至是唯一手段。”苑利说,“田野是个宝,只要深入田野,你一定能发现你想要的东西。”


“保护不用力,是因为不懂价值。”

案例

对于秸秆扎刻这个小手艺,苑利一直认为是给小孩子扎刻小房子的手艺,算不得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次云南红河迆萨之旅,让他彻底改变了自己的想法。初到迤萨古镇,他发现这座坐落在深山里的小镇竟然保存有100多座各种各样的小洋楼,且风格与他在越南看到的法国小洋楼一模一样。苑利知道历史上这里的男人常到越南、泰国一带赶马帮,他猜想这一定是请了法国人或是越南人建造的。但当地人告诉他,这些小洋楼是云南通海人亲手建造的。通海工匠有个本事——只要你能告诉他小洋楼的样子,他们就会用秸秆做出模型,并按照模型把小洋楼建造出来。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的工匠在建造房屋时,先要为主家用秸秆打“样”,主家认可后,才会按“样”建造房屋。他们打的“样”不是西方的二维图纸,而是三维立体建筑模型,这比西方二维图纸更直观、更科学、更好用。

▲ 云南香格里拉藏族人民正在跳着她们喜欢的锅庄舞 苑利 摄

“在田野调查中,我们经常会发现一些地方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并不上心,原因是大家不了解这些非遗项目的真正价值。我认为学术界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通过深入的田野调研,发掘其背后的价值,从而增强民间社会传承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积极性。”苑利说。


“找到规律就能事半功倍。”

案例

在西南侗族地区,青年男女是不能在本村找对象的,因为本村都是同族。按着同姓不婚规矩,当地人只能到别的村找朋友,当地人把这种谈恋爱方式叫“行歌坐月”。谈恋爱需要场所,在自己家不自在,荒郊野外无人监管父母不放心。时间久了,人们找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地方——到本村的寡妇家“行歌坐月”。不过自从建了非遗传习所,当地干部要求“行歌坐月”必须到传习所,而且要签名报到,但这样一来就暴露了隐私。苑利认为,非遗保护最重要的就是按规律、按传统办事,非遗传承最好的状态就是原生态,政府干预、哪怕是好心的干预,都会对非遗传承产生影响。譬如说,以前政府没干预时,少数民族地区的歌手个个都是“金嗓子”,可政府给他们买了麦克以后,再培养出的年轻歌手个个都变成了“哑巴嗓”;侗族大歌有侗族大歌的唱法,可请来专家一提高,立马变成了美声唱法;再如回族花儿是“男女不同唱”的、彝族古歌不是农闲是不能唱的,如果一定要让他们违反规律去创新,其结果可想而知。


▲ 云南石屏彝族烟盒舞 苑利 摄

“想要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首先就应该弄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规律。通过田野调查,我们不仅要找到非遗项目自身的传承规律,还要从人与人、非遗与非遗、人与非遗以及非遗与其周边环境的关系中找到更多的规律。只有找到规律、捋清关系,在非遗保护与传承中遇到的问题才会迎刃而解,也只有遵循规律,非物质文化遗产才不会因为过度干预而变色走味。”苑利说。他认为,只要按规律办事,非物质文化遗产就会永葆青春,这个规律就是传统。


田野调查之后,学者的立场和作为

“学者就是大夫,他们的任务就是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为政府的工作提供学理支撑。”苑利说。如果说田野调查是发现问题的开始,那么在调查结束后,作为一名学者,就应该在既有材料的基础上分析问题并拿出自己的解决方案。这时,选择什么立场、秉持什么态度显得至关重要。


▲ 新疆麦盖提县维吾尔族老乡见到北京的客人高兴地唱起十二木卡姆  苑利 摄


保持学者的独立性


做一名独立学者是苑利一直坚守的态度。三四十年来,他一直要求自己深入调查,用事实说话。

“这些年,我一直强调‘民间事民间办’。道理很简单,非遗的传承主体是民间,只有让民间发挥自己的作用,才能确保非遗的真实。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一定要把传承主体与保护主体分开,并做到各司其职。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主体,他们的任务有二:一是把祖先的知识与技艺原汁原味地继承下来,二是把自己的知识与技艺原汁原味地传承下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本职工作不是创新,而是把祖先留下的老样子、老段子、老剧目继承下来。作为保护主体的政府、学界和商界,他们的任务是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驾护航,并为传承人做好服务。”苑利说。在他看来,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一笔宝贵的民族财富,人们不但要礼敬传统,也要礼敬传承人。

作为非遗领域的重要学者,苑利经常受到各级政府的邀请进行非遗保护的咨询。“做咨政我有自己的原则,一不说官话、二不说套话、三不说空话。学者就应该像侦察兵一样在前面探索,这样才能避免管理者踩雷。”苑利说。

长期以来,传统庙会一直因烧香拜佛而被贴上封建迷信等标签,但苑利却从庙会所拜神灵——讲诚信的关公、讲民主和法制的包公以及一心爱国的岳飞中,发现了庙会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间的联系,并提出了通过传统庙会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张;前些年,有关部门大力推广“京剧进校园”,但苑利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关键,是保护好各地的文化独特性,进而保护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将京剧在全国推广,并不利于地域文化独特性的保护,也不利于人类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对于举办各种培训班,苑利并不反对,但他一再强调无论做什么,都必须坚守原则,保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苑利说:“如果我们要求传承人一定要用西方的‘一点透视’取代中国的‘散点透视’,那么,中国的《虢国夫人游春图》《簪花仕女图》《韩熙载夜宴图》《清明上河图》就没有了;如果一定要按着西方人体比例创作泥塑,天津、无锡的大头娃娃就没有了。这样一路改下来,中国的传统和中国的基因还有吗?”

此外,苑利还提出对传承人进行“精细化管理”主张,他认为应该按照个体传承、团体传承、群体传承3种不同传承模式来管理传承补助金的发放。这些观点的提出,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了颇具价值的参考。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很特别,它是一个政府行为,作为学者应该源源不断地为政府提供科学的意见和建议,让政府工作越做越好,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义务。”苑利说。


让田野调查成果最大化

对于田野调查的结果,苑利十分看重多方共享。他不仅会把自己的照片、录音、录像等调查成果分别呈送给当地政府和调查对象,还会建议他的同仁也这样去做。“成果的多方共享不但能让当地政府和传承人掌握更多的专业级资料,也能为地方的非遗保护和传承提供智力支撑。”苑利说。

▲ 湘西土家族湘西号子  苑利 摄

除了与当地共享成果,苑利和其团队还将成果通俗化,并用它反哺民间。这些年来,苑利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领域写了不少专著,这些专著的共同点就是通俗易懂。2013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干部必读》出版后,温州大学教授黄涛撰文称,这部书稿的最大特点是“说得透”“看得懂”“用得上”。这样的专著很容易成为地方政府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指导性用书。采访中苑利还告诉记者,目前,他正在组织一套“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北斗丛书”,这套丛书是指导性用书,涉及多个领域,包括《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指导手册》《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管理工作指导手册》《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工作指导手册》《中国文化生态保护区保护工作指导手册》等。“这套丛书体量都不大,我们的目的是想把它做成‘口袋书’,让传承人或非遗保护工作者人手一册,遇到问题时,只要拿出来一翻便知道怎样做。通过知识反哺,让传承人、非遗保护工作者受益。”苑利说。

为了让田野调查的成果最大化,苑利还非常重视培养地方人才,让他们成为永不回城的“专家”。“田野作业是相当漫长的过程,作为外来者,我们很难在一个地方蹲守一生,为了确保这项工作的可持续性,一定要在地方上发现和培养更多的人才,尤其是年轻人才。这样一来,即使我们离开,那里的田野调查也不会断档。”苑利说。

此外,苑利认为,要想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只培养非遗保护工作者是远远不够的,还要站得更高,为国家培养后继人才。从2014年起,苑利开始举办全国高校非遗教师培训班,截至目前,他已经举办了4期培训班,共培训学员近千名。每次培训结束后,他都会把上课用的课件和全程录像分享给学员,极大地推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学这门课程在全国范围内的普及。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目前全国已有上百所高校开设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课程,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学科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记者手记

“田野调查”被公认为是人类学学科的基本方法论,目前被广泛应用在包括民俗学、考古学、人类学、哲学等在内的众多自然与社会科学领域。加强田野调查工作,是倡导求真务实的必由之路。作为相关学科学术工作的前置步骤,田野调查是一切研究工作的起点和基础,是不应该被忽视或被跨过的一步。

脚下有泥土,心中才能有力量,学术理论也才会有分量。非遗领域的田野调查强调“实地”,其工作现场不在实验室里,更不在书斋之中,而是在偏远的山村中、老乡的篝火旁、忙碌的田埂上;田野调查重视“深扎”,“蜻蜓点水”“走马观花”式的调查不可能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更无从谈起。

以田野调查成果为根基,苑利的学术理论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工作提供了观点见地,他的课题着眼于为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保护和传承工作探索出全新路径,他的著作成为不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一线工作者的工作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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