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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创理念与乡村振兴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2021-05-30  浏览次数:176676
核心提示:文章来源:中国文化报、文旅中国 作者:胡 钰中国农村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从全面脱贫到全面振兴,发展任务不同,发展路径也不同。从单一经济指标到综合发展指标,需要崭新的观念、机制,才能推动乡村振兴的实现。从20
文章来源:中国文化报、文旅中国  作者: 胡  钰

中国农村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从全面脱贫到全面振兴,发展任务不同,发展路径也不同。从单一经济指标到综合发展指标,需要崭新的观念、机制,才能推动乡村振兴的实现。从2020年起,清华大学文化创意发展研究院与江西省浮梁县紧密合作,积极探索,逐渐形成了文化赋能、高校参与的乡村振兴新理念与新机制。


▲在浮梁,文化、艺术和创意活动让乡村百姓重新认识自己的生活和民俗传统。


乡创理念的提出及内涵

在脱贫攻坚的任务完成后,当代中国许多乡村发展中有两个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空心化”的社会结构,乡村中的青壮劳力到城市打工,尽管村民不再挨饿,但村里缺乏人才储备、文化建设;另一个是“输血型”的经济模式,乡村的内生发展动力和机制有待建立,乡村产业体系与能力没有形成。


乡村要振兴要发展,要看到问题,更要找到乡村自身的有利条件。乡村固有的资源中有两个优势非常明显:一个是生态优势,另一个是文化优势。生态与文化,这两者在乡村有着天然的、历史的存在,又因为乡村发展慢而得以保留。



乡村天然地与自然、与山水草木结合在一起,这是其与生俱来的依托。在当代,生态日益成为乡村极具吸引力的发展要素,满眼绿水青山的田园气息可以吸引各方贤达。


文化成为乡村发展另一个极具生命力却常常被忽视的要素。1961年,钱穆在香港演讲中国历史研究方法,其中谈到“西方文化发生在都市,中国文化植根在农村”。此言甚有道理,尤其“植根”二字值得细品。中国文化的源起就是农耕活动,中华民族的文化特质也是农耕气质,虽然在西方文化和市场大潮冲击下,中国农村发展落后了,但农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保留是深隐而扎实的。在各地的许多村庄,可以看到大量家族宗祠,中国传统宗祠文化就深深扎根在乡村中。同样,每年春节期间,当城市越来越感觉没有“年味”的时候,乡村的各种民俗活动成为国人向往的春节状态,中国传统节庆文化就深深地扎根在乡村中。


中国乡村作为中国文化载体的功能需要被重新认识。中国乡村的文化积淀虽被深埋却存在,虽无花果却有根。在文化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的时代,在文化赋能各个产业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代,乡村无疑提供了丰厚的文化土壤。在浮梁的乡村,可以看到千年的御窑瓷,可以看到白居易诗中的茶,还可以看到科举传统中的状元进士,如此种种,都成为极具生命力的乡村发展要素。


在当代乡村振兴中,要找到新要素把当代乡村中的生态与文化激活,靠的就是文化创意。由此,逐渐形成了乡创理念:以文化创意为引擎,带动各种现代发展要素进入乡村,推动乡村实现整体性的创新发展。


理解乡创理念,要坚持几个原则。其一,带动性原则。文化创意是乡村振兴的带动要素,不是唯一要素,甚至也不是最重要要素,但是关键要素,是乡村振兴的新支点。其二,融入性原则。乡创实践过程不是对乡村生态与生活的技术统治、资本统治,更不能把乡村作为城市精英的“后花园”,而是以文化、创意乃至情感焕发乡村生态与生活的魅力。在乡创实践中,乡村文脉挖掘很重要。比如,在浮梁的沧溪村可以看到朱熹之友、理学家朱宏的活动,那么,喜欢理学的当代人士就会来这个村子研究。又如,在浮梁的严台村可以看到东汉光武帝刘秀之友严子陵,那么,喜欢隐士文化的人就会到此地探访。融入性原则强调的是发挥乡村自身在全面振兴中的主体作用,从乡村内生资源来找寻外部资源。其三,整体性原则。乡创发展目标不是“去乡村”,而是“新乡村”,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不是乡村太多,而是乡村不够好。乡创就是要以全新的观念、全社会的力量、全身心的投入推动乡村的全面振兴,推动乡村在国家发展全局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与魅力。


中国新乡村的建设目标应该是“更中国、更田园、更人文”,“更中国”是从历史维度看乡村发展,“更田园”是从自然维度看乡村发展,“更人文”是从文化维度看乡村发展。



乡村要将“田园”与“文化”作为全面振兴的两个主要着力点,努力将乡村打造成当代社会中的田园生活理想地、田园教育发源地、田园艺术创作地。在浮梁寒溪村史子园开展的“艺术在浮梁”项目,就充分体现了这种理念的实践,艺术让村民发现生活之美、乡村之美、艺术之美、人生之美。与此同时,深入推进田园教育,特别是聚焦在“耕读教育”上,可以培养出更多有泥土味、有中国味的新青年,让乡村成为新的教育沃土。


乡创特派员制度的提出与特点

事实上,因为乡村具有的生态与文化优势,近年来,已有许多城市文化创意人士进入乡村,无论是个人长期居住还是创办乡村民宿,都成为当代中国乡村发展的亮点。但其突出问题在于:稳定性不强,由于缺乏机制保障、组织保障,进入乡村的外部要素抗风险能力差;带动性不强,许多个体化的文化创意人士在乡村发展中仅仅打造了一个个“盆景”,没有带动所在区域的全面发展。


在乡创工作中,探索文化创意进入乡村的制度性保障,其目的是实现这种“进入”从自发到有组织的转变、从零散到系统的转变、从展示性到带动性的转变。通过组织振兴,带动人才振兴,推动产业振兴、文化振兴与生态振兴。由此,“乡创特派员制度”逐渐在实践中形成。


之所以提出这个制度,受益于20多年前源起福建的“科技特派员制度”。当时在福建南平,探索了以科技为带动要素,鼓励大批干部、专业人士直接参与农村发展的这一新制度,成效显著。此次在浮梁推动乡创工作,这个行之有效的农村工作制度成为一种有效借鉴。“科技特派员制度”的特点是“高位嫁接、重心下移、一体运作”。这些特点在乡村振兴中、在乡创工作中依然是应该坚持的。



与“科技特派员制度”相比,“乡创特派员制度”又有许多新的特点。其一,带动要素不同,前者是科技,后者是文化;其二,依靠力量不同,前者主要是体制内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后者主要是社会力量,特别是文化创意企业、文化艺术教育领域的自由职业者;其三,发展目标不同,前者主要是经济发展,后者是乡村产业、文化、生态等的全面发展,当年要解决的主要是农民温饱问题,现在中国农村工作发展已经进入新的全面振兴阶段,要解决的则是乡村发展的内生活力、精神状态等更根本、更综合的问题。可以说,“乡创特派员制度”是“科技特派员制度”在新发展理念指导下的延伸与拓展。


乡村振兴需要的是“滴灌”而不是“漫灌”模式,后者以一些大投资、大项目投入农村,迅速实现乡村产业发展,但这种模式可能不适合中国绝大多数乡村,会带来资本对乡村的控制甚至破坏,也难以带来乡村的全面与持续发展。从长远看,中国乡村发展更需要的是通过中小微企业以及个体力量渗透性地、有组织地进入乡村,实现对乡村发展持之以恒的推动。“科技特派员制度”“乡创特派员制度”很好地适应了中国乡村发展的这种特质。


高校支持乡村振兴的意义

高校作为当代社会智力最密集、人才最密集的群体,具有服务乡村振兴的充分优势。在新一轮乡村振兴的伟大事业中,需要培养与鼓励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的意识,形成高校支持乡村振兴的机制。高校要将自己看作社会的有机组成并为社会作出贡献,一流大学要有一流学术,还要有一流贡献,后者对于评价大学的水平更具有实质意义。


在中国,高校的贡献最主要体现在服务国家战略、服务人民利益上。对高校教师和学生来说,论文要写在祖国大地上,写在广阔乡村中,成为推动国家发展、民族复兴和社会进步的力量。高校不仅有一流的研究成果、一流的人才储备,而且还有一流的社会资源,这些都必须融入国家主流发展中才有价值。高校要积极鼓励把研究成果、人才培养推到社会实践中去,推到中国发展主流需求中去。乡村振兴是当代中国发展主流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2021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指出:“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依然在农村。”因此,要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举全党、全社会之力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让广大农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高校作为“全社会之力”中的重要组成,在乡村振兴中责无旁贷。



乡村对中国发展的基础性作用,不仅是经济维度的、社会维度的,而且是全面性的,特别是从文化维度看,乡村对中国文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建设好乡村文化,也就是建设好中国文化;讲好中国乡村故事,也就是讲好中国故事。在国际传播领域,中国乡村往往对普通个体具有更强的吸引力,读懂了中国乡村,也就更好地理解了中国。乡村是中国文化的沃土,也是对话世界的平台。高校的五大职能中包括“文化传承创新”“国际交流合作”,这与乡村具有的潜力与功能契合,因而高校应花大气力投入乡村振兴,共同建设乡村文化,在研究中传承,在传承中建设,在建设中传播。


乡创实践是在乡村振兴元年中出现的一种有益探索,尽管这种探索是局部的,也不能希冀以此解决中国乡村的所有问题,但作为一种内生的、原创的、基层的中国乡村发展尝试,这种探索结合了自上而下的“自觉”与自下而上的“自发”,让文化要素更有效地赋能乡村振兴,文化铸魂,文化兴业,正在推动中国乡村实现内在而深刻的改变。

(作者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文化创意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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