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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史前灿烂文化孕育夏王朝文明基础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2022-04-05  浏览次数:154468
核心提示:文章来源:中国文化报、文旅中国 作者:刘海旺夏文化和夏王朝是中华文明从多元走向一体进程中的关键节点,只有在大的历史视角、宏观的视野下探讨和研究夏文化,才能在文明演进的过程中追根溯源、客观认识、全面阐释。

文章来源:中国文化报、文旅中国  作者:刘海旺 

夏文化和夏王朝是中华文明从多元走向一体进程中的关键节点,只有在大的历史视角、宏观的视野下探讨和研究夏文化,才能在文明演进的过程中追根溯源、客观认识、全面阐释。中原地区是古代华夏空间的地理中心,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夏王朝及其文明诞生在中原地区,有着必不可少的地理环境条件和历史原因。


中原地区优越的地理气候环境基础

居中的地理区位。在我国古代先民的观念中,中原尤其是洛阳处于天下之中,在古文献和青铜铭文中均有相应的记载。《尚书·召诰》称“王来绍上帝,自服于土中”,《逸周书·作雒解》有“(周公)及将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的记载,《汉书·地理志下》云“昔周公营洛邑,以为在于土中,诸侯蕃屏四方”,均是强调伊洛一带为“天下之中”。西周早期铜器何尊的铭文记载:“惟王初迁,宅于成周……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或(國),自之乂民。”铭文明确记述了周武王攻占商代都城“大邑商”、取代商王朝统治后,意欲在当时天下四方的中心地区——伊、洛之间新建都城作为军事和政治重地,镇抚原商王朝广大区域的商部族及东夷和淮夷等。成王时期实现武王遗志,营建成周洛邑。这些文献记载都表明,至迟在西周早期,人们认为河洛地区处于天地之中,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这也十分有利于中原文明同周边其他文明的交流——这种交流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使其更容易吸收先进的因素,再加上自身文明的不断进步,从而生生不息。

以平原为主的多样地理环境。中原地区地处中国第二阶地向第三阶地过渡地带,境内山脉有秦岭、嵩山、伏牛山、桐柏山、太行山等,河流有黄河、淮河、汉水支流等。这些山脉和河流将区域划分为多个不同的地理单元,有华北冲积平原和洛阳盆地、南阳盆地、关中盆地等多种地貌。多样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不同的自然环境,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衣、食、住、行等各种条件。特别是中原地区大面积适宜原始农耕的平原和低缓丘陵肥沃疏松的黄土,最有利于主要以石质、木质农具从事农作的原始氏族社会规模化发展农业,滋养更多的人口。气候对文化的形成也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关于中原地区古代气候条件,从大的时间段来看,新石器时代中原地区气候较现在更为温暖,竺可桢先生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中有了科学说明。这时期雨量也较为充沛,河湖较为密布。

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积淀的基础

中原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脉络从谱系上讲是比较完整的。自新石器时代早期李家沟文化至新石器时代末期中原龙山文化,中原史前文化发展序列清晰,同周边文化一直深入交流和融合,兼容并蓄,文化持续繁荣,为夏王朝的成立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和文化基础。

新密李家沟遗址是新石器时代早期阶段的重要发现。2009年对该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距今1.05万年至8600年连续的史前文化堆积。堆积下部出土了细石核与细石叶等典型的细石器文化遗存,上部则出土了含绳纹及刻划纹等装饰的粗夹砂陶及石磨盘等。李家沟遗址的发现,从地层堆积、工具组合、栖居形态、生计方式等多角度提供了旧、新石器时代过渡进程的重要信息,较清楚地揭示了该地点史前居民从流动性较强的旧石器时代,逐渐过渡到具有相对稳定的栖居形态、以植物性食物与狩猎并重的新石器时代的演进过程,展示了本地区这一阶段历史的发展特征,填补了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和新石器时代裴李岗文化之间的缺环与空白。

▲ 裴李岗文化象牙雕版 (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


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大地湾文化、裴李岗文化距今9000年至7000年。其中,尤以裴李岗文化中贾湖遗址遗存最为丰富多彩,典型遗物有双耳壶、三足钵和石磨盘等。贾湖遗址于1962年发现,出土的骨笛是中国最早的乐器,在中国音乐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出土的甲骨契刻符号,是中国最早的与汉字起源有关的实物资料;大量的绿松石加工饰件、象牙制品、占卜用的龟甲、造型线条流畅优美的陶器,以及精工制作的各类工具等,都集中实证了贾湖遗址已达到相当高的文化高度,有学者研究认为已经进入了初期文明的门槛。

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仰韶文化距今7000年至5000年,分布地域广泛,涵盖了河南、陕西、山西、内蒙古、甘肃等多个省区市。以陕西半坡遗址、姜寨遗址、杨官寨遗址,河南庙底沟遗址、西坡遗址、大河村遗址、西山遗址、双槐树遗址和西水坡遗址等为代表,典型遗物为彩陶器。以纹饰种类极为丰富的彩陶为代表的文化元素和符号,被称为形成了中国古代“第一次文化艺术浪潮”,影响范围非常广,老一辈考古学家如石兴邦先生等认为其是“文化上最早的中国”。

▲ 仰韶文化彩陶盆(河南三门峡庙底沟遗址出土)


河南三门峡是仰韶文化中期的核心地带,目前已发现的该时期较大型的遗址多集中在灵宝境内。1999年至2006年,考古发掘者对面积达40万平方米的灵宝西坡遗址进行了6次主动的科学发掘和系统钻探,发掘面积达5000余平方米,历年发掘均有重要发现。这些发现极大地深化了学术界对仰韶文化中期社会复杂状况的认识:大型中心性聚落、布局有序的特大公共性建筑、精细构筑的居住房屋、缺少奢侈品的大墓、审美和信仰兼具的彩陶等,构成了该时期复杂社会的显著特点。这些不同于周边同时代的山东大汶口文化、辽西红山文化、长江下游凌家滩文化和长江中游大溪文化等其他史前文化的特征,对中原地区的文明化进程、对夏王朝最终在河南的建立产生了重要影响。

▲ 仰韶文化陶鸮鼎 (陕西华县太平庄遗址出土)


郑州大河村遗址面积40多万平方米,是一处包含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夏商时期文化的大型古代聚落遗址。其中尤以仰韶文化中晚期遗存堆积较为丰富、出土遗物较多。大河村遗址以红烧土连间排房和彩陶双连壶、白衣彩陶钵以及月亮纹、太阳纹、花卉纹、弧形三角纹、平行线纹等各种纹饰的彩陶器最具代表性。

郑州西山城址距今5300年至4800年,平面大致呈圆形,面积约3.5万平方米,采用版筑法筑成,是迄今为止中原地区年代最早、建筑技术最为先进的史前城址。西山城址反映了仰韶文化时期已经开始从环壕聚落到构筑坚固城垣聚落的社会变迁,其形制结构、建筑方法引领和开启了此后龙山时代众多城址的建设,对于探讨中国早期城市的起源意义重大。西山城址应是中原地区早期文明产生的重要标志之一。

巩义双槐树遗址东西长约1500米,南北宽约780米,现存面积达117万平方米,发现了仰韶文化中晚期阶段3重环壕、4处共1700余座经过严格规划的公共墓地、大型院落夯土基址、大型中心居址、具有最早“瓮城”结构的围墙、版筑的大型夯土地基、夯土祭坛等,另有数量众多的房址、灰坑、人祭坑及兽骨坑等遗迹,出土了仰韶文化时期的彩陶等丰富的文化遗物,特别重要的是出土了与丝绸起源有重要关联的最早的家蚕牙雕艺术品等。

濮阳西水坡遗址位于中原文化区与海岱文化区交汇地带,这里最重要、最有意义的是在仰韶文化第四层下,清理出在一个平面上南北一字排开的三组用蚌壳摆砌的龙、虎等动物图案(距今6500年左右),这在仰韶文化考古史上是首次发现。其中,第一组龙虎图案摆于第45号墓主人左右两侧。三组蚌图造型独特、规模宏大、内涵丰富,具有多方面的研究价值。

新石器时代末期的中原龙山时期文化距今5000年至4000年,龙山时期文化可分为早晚两段,早段可以庙底沟二期文化为代表,晚段以王湾三期文化、陶寺文化为代表,又被称为铜石并用时代,是青铜时代的前身,也是探索夏文化的重要线索。

龙山文化晚期发现了铜器、文字和大型礼仪建筑等文明化物质表象。大多数研究者认为,龙山文化晚期已经是初级文明社会了,即所谓的“酋邦”社会或者“古国时代”。龙山文化晚期中原各区域之间的文化与社会发展存在不平衡和不同步的特点,山东龙山文化、石家河文化等周边文化的不断涌入,引起了整个中原地区社会的变革,社会发展中心也在区域之间转换。诸多文明要素在中原地区的汇聚、融合与发展,逐渐形成了以中原为核心的文明模式,最终促成了以二里头文化为显著标志的早期国家的形成。该阶段,中原地区出现了大量的城址,如襄汾陶寺、登封王城岗、新密古城寨、郾城郝家台、淮阳平粮台、辉县孟庄、博爱西金城、温县徐堡、平顶山蒲城店、禹州瓦店等重要城址。

襄汾陶寺遗址发现大中小3座城址,其中,大城面积约280万平方米,为中国迄今发现的面积最大的史前城址。城内有大型建筑区、祭祀区、仓储区、手工业作坊、公共墓地以及一般平民居住区,出土了1件复合范铸造的红铜铜铃、1件砷青铜齿轮形器,以及土鼓、鼍鼓和石磬等重要的礼乐器。

登封王城岗遗址1976年至1981年首次发掘,主体为龙山文化,遗迹中有东西并列的两座小城,其中西城面积约1万平方米,城内发现有奠基坑、夯土基址和铜器残片。2002年和2004年又对该遗址进行发掘,新发现一座面积34.8万平方米的龙山文化大城,而小城位于大城的东北角,在大城内发现了祭祀坑和夯土基址。

淮阳平粮台城址发现并发掘于1979年,2016年后又做了一些考古工作,得到了新的认识。该城址平面呈正方形,在南城墙和北城墙的中部,发现了城门缺口和路土,南城门东西两侧有门卫房,门道路土下铺设有陶水管道,北高南低以便向城外排水。类似的排水管道还在多处发现,组成了一定规模的排水系统。平粮台城址规划整齐,建筑技术先进,防御设施严密,有先进的排水设施等,这些在同时期已发现的城址中遥遥领先。城址中还发现较高级别的房屋建筑、手工业设施以及宗教活动遗迹等,已经具备早期城市的基本要素。平粮台城址这类遗迹是当时中原地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达到超前水平的标志,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王朝——夏王朝产生的前导和基础。

新密古城寨城址发现了河南龙山文化时期面积最大、结构最复杂的宫殿式建筑,同时,其也是中原地区规模较大、全国范围内城墙保存最好的龙山文化晚期城址。方正规矩的平面布局、至今仍然巍然屹立的城墙和宽深的护城壕等,表明该城址的建造事先经过统一规划和精心设计,是夏商周三代筑城技术的重要肇始之地,不仅反映出当时城建规划、夯筑技术和土木建筑技术的进步,也体现了使用者所具有的至高地位和尊严。

中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持续发展和繁荣,为夏王朝的成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经济基础。在新石器时代,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生产技术的发展,人们由狩猎经济向农业经济发展。经过仰韶文化时期的大发展,实现了各方面知识的积累、生产工具的改进、耕作技术的进步等,至龙山文化晚期,社会经济较之前有了明显进步,农业资源和动物资源更加丰富。

二是文化基础。中原新石器时代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不断与周边文化进行交流和融合,客观上和主观上逐渐形成了自身文化的兼容性,也促进和保持了自身文化的先进性,逐渐形成了包容兼蓄、执中守成、求实创新、重农尊礼等中原文化取向和范式。

三是社会基础。仰韶文化前期可能属于母系社会,后期转变为父系社会,继而开始产生贫富分化,形成不同的阶层。以城址大量出现为标志,龙山文化晚期进入古国阶段,各政治实体开始较大范围地整合,形成若干大的政治实体,最终以中原地区为核心的国家文明脱颖而出,为夏王国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四是礼仪制度。新石器时代随着社会的进步和阶层分化,礼仪制度逐渐形成,龙山文化晚期大型礼仪建筑开始出现。文献记载夏启有“钧台之享”“黄台之丘”。此外,玉礼器、礼乐器的形成等,都对夏王朝礼仪制度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五是筑城技术。中原地区城市起源较早,筑城技术较为进步。仰韶文化晚期开始出现西山城址,采用版筑法筑城。龙山文化晚期中原地区城址大量出现,大多是采用版筑法,技术更加进步。文献记载,夏代存在较多都城,新石器时代筑城技术的形成与发展为夏王朝城市建设和大型夯土建筑的修建奠定了技术基础。

六是铸铜技术。新石器时代末期,铜器普遍出现。陶寺遗址出土了多件铜器,王城岗遗址也发现了铜器残片。较多铜器的出土表明,龙山文化晚期的古代先民已经初步掌握了先进的冶铜技术,这就为夏代青铜文明的产生积累了技术基础。

规模宏大的夏代王都文明的考古呈现

▲ 夏文化铜爵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

▲ 夏文化绿松石铜牌饰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

▲ 夏文华玉器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


经过中原新石器时代文化长期的发展积淀,最终产生了国家文明的标志性物化载体——二里头夏都遗址。60多年来的考古发掘成果显示,面积300多万平方米的二里头遗址布局越来越清晰,道路和墙垣把二里头都城分为多个方正、规整的网格区域,宫殿区居于核心,南部为绿松石器作坊、铸铜作坊等作坊遗址,北部为祭祀区、贵族墓葬集中分布区。在遗址内出土了中国最早的青铜容器和其他青铜器,以及玉器、大型绿松石龙形器、绿松石器、漆器、陶器、石器、骨器等万余件文物。这些考古发现表明,二里头遗址作为夏代中晚期都城,规模宏大、规划严谨、布局规整、内涵丰富、文化发达,具有当时东亚大陆空前高度发展的核心文化,代表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王朝所达到的中华文明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虽然经过几代考古人近百年的不懈努力,夏文化的探索和研究取得了极大的进展,但仍有大量未知的东西需要探索。早在2400年前,孔子曾叹言:“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佾》)习近平总书记更是明确指出:“夏代史研究还存在大量空白,因缺乏足够的文字记载,通过考古发现来证实为信史就显得特别重要。”受历史发展阶段、条件和考古工作进展等各方面局限,成果和认识也必然是阶段性的,不可能达到毕其功于一役,需要在既往研究的成果基础上,不断反思、沉淀、探求,在新的考古发现中不断实现突破,进而在夏文化探索研究中,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阐释文明起源与初步发展规律和模式的考古学理论。


(作者为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河南省夏文化研究中心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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